非常认可兄的16字箴言，不悔过去，不惧刚来，不拿过去的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专注当下。

恭喜你能认为这句话很重要，很多人认为是扯淡的。

知行合一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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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和心态。没有知，知行合一是个伪命题！知行不能合一，很多人认为是行上面出了问题，其实是知上面没有解决而已，如果很确信，行动不会跟不上的！真知自然知行合一。知易行难因为没有真知。不给知行不合一，找借口了。还是理解的不够，要是提前知道是悬崖，绝对不会跳。复盘是看懂市场资金流向，看主流资金建仓逻辑 ，第二天的盘面是真实的，复盘预期跟临盘盘面不一致时，要尊重盘面。高手好像都在说同样一件事，就是本来就是这样，你本来就可以，没有捷径，一点点积累，自然就变得很厉害。问题是有人不知道方向在哪，有人误入歧途，有人挥舞着大刀，准备收割，却被割。为什么说一些专注一种战法的人容易出来，原因就在于专注减少了不确定性，进而减少了情绪的干扰，同样的专注也更能让自己对这个战法所反应的现实世界的认知不断的接近现实，提高自己的胜率。


《王阳明的生命宣言》



王阳明是余姚人,当地恭敬地重修了他的故居,建立了纪念馆。但是,全国凡是他活动过的地方,都在隆重纪念,而且发起了一次次“联动纪念”。——这种盛况,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正常想象。
当然,他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历来对哲学家兴趣不大。事实上,除他之外也没有另外一位哲学家享此殊荣,包括远比他更经典、更重要的老子在内。很多朋友出于对他的这种巨大影响力的好奇,去钻研一部部《中国哲学史》,仍然没有找到原因。
在哲学史上,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孤峰。他的一些基本观念,并非首创,例如比他早三百多年的陆九渊也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在宋明理学的整体流域中,还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等一座座夺目的航标。总之,如果纯粹以哲学家的身份来衡量王阳明,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耀眼。
而且,按照学术惯例,要安顿这样一个哲学家,一定还会发现他在某些理论范畴如心、理、意、物、事、无、本等概念上的不周全。读者如果陷入相关的讨论,很快就会头昏脑涨。在头昏脑涨中,还怎么来崇拜他呢?
因此,王阳明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一定还有超越哲学史的原因。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善于打仗,江西平叛,却又频遭冤屈,这个经历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也很不容易,但细算起来,他打的仗并不太大,他受的冤屈也不算太重。而且这些事情还不像歼灭外寇,勇抗巨奸那样简明通俗,容易让朝野激动。

《王阳明的生命宣言》

我认为,王阳明的最大魅力,在于把自己的哲思和经历,变成了一个生命宣言。这个生命宣言的主旨,是做一个有良知的行动者。
一般说来,多数君子并不是行动者,多数行动者不在乎良知。这两种偏侧,中国人早已看惯,却又无可奈何。突然有人断言,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克服这两种偏侧,达到两相完满,这就不能不让大家精神一振了。
而且,他提出的行动是重大行动,他提出的良知是普遍良知,两方面都巍然挺拔。他自己,又是一个重量级的学者兼重量级的将军,使这种断言具有了“现身说法”的雄辩之力。
不仅如此,他还以一个哲学家的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把这种断言付之于简洁明了的表达。于是,“断言”也就变成了“宣言”。
这既不是哲学宣言,也不是军事宣言,而是有关如何做人的宣言,也就是人生宣言。这样的人生宣言在历史上很少出现,当然会对天下君子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在王阳明看来,一个有良知的行动者,已经不是一般的君子,而是叩开了圣人之门。因此,这个宣言也就成了入圣的宣言。这一点,对于一切成功或失败的大人物,也都形成了强大的磁铁效应。
至此,我可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那就是解析王阳明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三条人生宣言
接下来,就要具体论述他的人生宣言了。一共只有三条。
第一条:“心即是理”。
不管哲学研究者们怎么分析,我们从人生宣言的层面,对这四个字有更广泛的理解。天下一切大道理,只有经过我们的心,发自我们的心,依凭我们的心,才站得住。无法由人心来感受、来意会、来接受的“理”,都不是真正的理,不应该存在。因此王阳明说,“心外无理”,“心即是理”,理是心的“条理”。
这一来,一切传统的、刻板的、空泛的、强加的大道理都失去了权威地位,它们之中若有一些片段要想存活,那就必须经过心的测验和认领。
王阳明并不反对人类社会需要普遍道德法则,但是这种普遍道德法则太容易被统治者、权势者歪曲、改写、裁切了。即使保持了一些经典话语,也容易因他们而僵化、衰老、朽残。因此,他把道德法则引向内心,成为内在法则,让心尺来衡量,让心筛来过滤,让心防来剔除,让心泉来灌溉。对理是这样,对事也是这样。
他所说的“心”,既是个人之心,也是众人之心。他认为由天下之心所捧持的理,才是天理。有人一定会说,把一切归于一心,是不是把世界缩小了?其实,这恰恰是把人心开拓了。把天理大道、万事万物都装进心里,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所不能、无远弗届的伟大圣人的心襟。
第二条:“致良知”。
心,为什么能够成为百理万事的出发点?因为它埋藏着良知。良知,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不学、不虑就已存在。良知主要表现为一种直觉的是非判断和由此产生的好恶之心。王阳明还认为,他所说的良知很大,没有时空限制。他说——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所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书朱守谐卷》)
把超越时空、超越不同人群的道德原则,看成是“天下之大本”,这很符合康德和世界上很多高层思想家的论断。所不同的是,“良知”的学说包含着“与生俱来”的性质,因此也是对人性的最高肯定。良知藏在心底,“天下之大本”藏在心底,而且藏在一切人的心底,藏在“自圣人以至凡人”的心底。这种思维高度,让我们产生三种乐观:一是对人类整体的乐观,二是对道德原则的乐观,三是对个人心力的乐观。把这三种乐观连在一起,也就形成了以个人之心来普及天下良知的信心。把“致良知”作为目标的君子,遇到困难就不会怨天尤人,而只会觉得自己致良知的功夫尚未达到,才会出现种种负面现象。负面越大,责任越重。这样,他一定是一个因善良而乐观,为善良而负责的人。
然后就要凭着良知来规范事物(格物)了,这就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行动者。于是,有了人生宣言的第三条。
第三条:“知行合一”。
与一般君子不同,王阳明完全不讨论“知”和“行”谁先谁后、谁重谁轻、谁主谁次、谁本谁末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儿呼吁:行动,行动,行动!
他认为,“知”和“行”并不存在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两者本为一体,不可割裂。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对于这个判断,我需要略作解释。“未有知而不能行者”。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总是说:“我知道事情该那样办,但是行不通。”王阳明说,既然行不通,就证明你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因此,在王阳明那儿,能不能行得通,是判断“知否”的基本标准。他本人在似乎完全办不到的情况下办成了那么多事,就是不受预定的“知”所束缚,只把眼睛盯住“行”的前沿,“行”的状态。他认为,“行”是唯一的发言者。
一定有人怀疑:重在行动,那么由谁指引?前面说了,由内心指引,由良知指引。这内心,足以包罗世界,这良知,足以接通天下。因此,完全可以放手行动,不必有丝毫犹豫。
说了这三点,我们是否已经大致了解一个有良知的行动者的生命宣言?与一般的哲学观点不同,这三点,都有一个明确的主体:我的内心、我的良知、我的行动。这个稳定的主体,就组合成了一个中心课题:我该如何度过人生?这个课题,当然能吸引一切人。王阳明既提出了问题,又提供了答案,不能不让人心动。
因此,王阳明的影响力,还会延续百年、千年。
虽然意蕴丰厚,但王阳明的词句却是那么简洁:“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共才十一个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