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低落，我们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产生了怀疑，诞生了疑古派，其代表人物首推顾颉刚。该派吸引了很多年轻学者，包括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等。[淘股吧]

他们想用科学方法来救中国，但又不懂科学，所以这些文科生退而求其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胡适语）。他们对我国的历史和典籍最熟悉，对科学一知半解，所以重点就是对古书进行整肃，找出其中假的、骗人的内容。

这场大整肃的重要成果，就是提出了“古史层累构成说”。层，就是层次的层，累，就是累加的累。他们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史，是在转述过程中，一层层被累加上去的。越到后来，说的历史越久远；越到后来，中心人物的故事就越丰富。

疑古派认为，中国的信史起点最早只能推到《春秋》。比如，胡适就说“东周以上无信史”。《春秋》之前，即东周之前，历史都是依照“古史层累构成说”造出来的。关于西周的历史内容，大概就是春秋时代的人创造的，至于商朝，更是不存在。

过去，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依据是《史记》。《史记》是从三皇五帝，从黄帝与蚩尤的时代开始讲起的。可是顾颉刚等疑古派大笔一挥，就将中国历史斩了将近一半。本来五千年的历史，一下子变成只有两千多年。

疑古派的积极意义是，冲击了儒家的正统史观，让我们能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解放了思想；其负面意义是，进一步打击了民族自信心，降低了民族自豪感，在国人抵抗殖民入侵、追求民族独立和文化复兴的努力中，起到了不好的作用。

怎么办？

跟疑古派打辩论吗？很多事是辩不赢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俗话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要想重新树立对五千年文明史的信心，只有一个办法：走出书斋，去踏踏实实地考古，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

考古是比书斋中做学问辛苦得多的事。为了保护遗址文物，考古工作者只能用小铲子，小刷子，在荒郊野外，顶着风吹日晒，风餐露宿，一点点小心地挖出文物来研究。一个大型遗址要全部发掘出来，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

真正打疑古派的脸，让他们无话可说的，正是咱们考古的成就。

比如，发掘出甲骨文后，对商朝的怀疑就不复存在了。良褚古城，南佐古城，二里头古城等的发现，甚至证明了中华文明史超过5000年。

比如，钱穆等学者认为，《孙子兵法》不是孙子写的，因为史书对其生平记载太少了，还说《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同一本书。他们考据的理由也很充分，听起来很有道理。直到1972年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本兵书，再次证明疑古派的错误。

再比如，西晋时才出现的《帝王世纪》记录了商王武丁有个叫孝己的儿子早死。这件事在西晋以前的古籍中均未出现过，按照疑古派的思路，这应该就是后人瞎编的。但近代的甲骨文研究，竟然证实了这件事。说明西晋的人掌握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历史资料，我们不能因某条史料出现很晚就怀疑其真实性，更不能因此咬定它是伪造的。

其实，这种先“找茬”质疑，然后让你“自证清白”的做法，只有在民族自信心很差的时候才会出现。为什么不能先相信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然后通过考古发掘去证伪，若有出土证据表明史料记载有误，再进行修正呢？

你看韩国、越南等小国，为了能去中国化，塑造民族凝聚力，甚至不惜去修改历史，刻意夸大自己的过去，哪里会故意贬低自己。

对历史，不是不能怀疑，不是要迷信偏信，有合理的质疑是正常的，但绝不可轻易全盘否定。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民族共识所在，它能把无数人凝聚在一起。

如何增强自信心？

需要花太多言语来解释所做的事，就说明做得还不够好。若做得不错，结果摆在那，哪怕你解释不清，自然也有别人替你解释得五彩斑斓。

当再次强大后，结果摆在那，就不会有人怀疑，他们甚至还会替你找历史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