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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本: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超级富豪发迹史)  
       [淘股吧]
        
       《亚洲教父》打破亚洲华裔商人的神话
       
       文章主旨
       
       对于笼罩在香港和东南亚富商巨贾头顶上的光环,斯塔威尔打破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神话,就是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该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及此后的经济复苏,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教父级人物。   事实上,上述经济增长和复苏都是由平凡的出口行业推动的,这是一个而大亨们普遍回避的领域,因为它牵涉到国际竞争。斯塔威尔得出结论:“教父们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
       
       内容概述
       
       主要的商界家族在二战之后(或期间)将对殖民当局的忠诚转移到了新统治者身上,他们均在受保护的本土行业取得了成功,比如房地产、赌博或大宗商品进口等,而且通常是以联合企业或垄断的形式运作。那些成功的家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这些受保护的生意中维持了“核心现金流”。他们很多进军真正有竞争性行业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
       
       写作目的
       
       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斯塔威尔写作《亚洲教父》一书的目的——他把大亨家族放到了当代亚洲政治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富豪们不过是利用了该地区政客在对各经济体加以监管以便为全社会谋福利方面的不幸失败而已。   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不仅仅是低薪劳工阶层,也包括中产阶级,他们承受了卡特尔所提供商品的高成本,而且,如果他们蠢到投资于教父们控制的上市公司,成为其小股东,那他们还会常常被骗去属于他们的利润。   即便是在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繁荣都市里,收入不均衡现象也在扩大——斯塔威尔准确地将经济压力与香港2003年争取民主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有鉴于此,人们不禁要问,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一小撮享有庞大特权的教父们巧取豪夺,亚洲人还能容忍多久?这些教父们有些令人讨厌,有些则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   也许不会太久,如果他们读到并理解了斯塔威尔在书中列举的这些令人警惕的事实。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并不那么光彩的致富之道。详细阐释了包括印尼苏哈托家族、菲律宾马科斯家族在内的东南亚豪门巨族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建立起了强大的商业帝国的。
       
       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的发迹史和生意经均有详细的介绍。
       
       ★★★《华尔街日报》推荐本书为“最佳亚洲题材书籍”!
       
       ★★★《泰晤时报》盛赞本书“发人省思”、“极具原创性”!
       
       超级富豪们的发迹史、生意经和高尚生活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慌言!真正白手起家者,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商业大亨每天要工作16-18个小时!这真是不可思议!但若刨去他们做按摩、打高尔夫球、看报、参加商务晚宴、打纸牌等必要时间,所剩的“工作时间”无几。其主要精力多花在给“奴隶头目”们布置任务上。
       
       ◎不务正业、专搞权钱交易、以权谋利的政治精英才是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祸首!
        
       图书信息
           
       书 名: 亚洲教父   作 者:(美)乔·史塔威尔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1-7-1   ISBN: 9787309082340   开本: 16开   定价: 36.00 元
       
       
       第一部往昔的教父第一章历史背景 
       
       
       “人受困于历史,而历史也受困于人。” 詹姆斯·鲍德温:《土生子札记》
       
       尽管历史学家过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对全亚洲的影响,但移民到东南地区的华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真正突出了不同的一面:移民去一个现存社会不是去输出文化,而是愿意接受当地的主流文化。而且最迅速的文化调整发生在最有抱负、勇往直前的移民当中,这些移民意识到若不能和当地精英阶层融为一体,要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代教父早就学到的深刻一课,而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宽容的普世之地,人口稀少,这意味着对资源的竞争很小。简单地说,在农业时代,东南亚幸运地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尤其与中国和印度相比。
       
       
       序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当代经济景观在两种历史性力量的相互影响下成形:移民和殖民。首先是移民。早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之前,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华人(此处的“华人”多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后同。 编者注)已经在此区域定居。后者不仅人数最多,而且他们的国家经济在19世纪以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这些移民者的早期历史至多只是粗略的 。我们所知道的是,新的定居者来到这些割据的封建小国(泰国是唯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土面积几乎与现在一样),所从事的不仅仅是合法的交易 。泰国的历史记录比其他任何区域都要完整,至少从16世纪开始,移民泰国的人承担着一系列王室所认可的角色。波斯人和华人(后者从事泰国的重要国际贸易)从事贸易垄断和课税 向王室支付商定好的固定金额,从而拥有在一定范围内收取一定比例税款的权利。有记录表明,在18世纪,华人曾以管理者和会计人员的身份为泰国王室工作。然而,在许多或者是大部分情况下,泰国更喜欢雇佣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为管理者。汶那家族是波斯的穆斯林移民,自18世纪后期起管理整个曼谷地区,他们现在在泰国的行政机构和政治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华人在泰国宫廷所批准的商业垄断中的主导地位,在19世纪已是难以动摇。有证据表明,在爪哇岛,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早在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的企业家和爪哇贵族就一起进入了行政和垄断的管理层。
       
       在东南亚国家形成早期,就出现了种族分工,而且至今未曾消失。在这样的分工体制中,当地人是政治创业者,他们与本土对手竞争,后来又与欧洲及美国殖民者合作,为的是保持政治权力;外来者是经济创业者,后来又成了官僚企业家。当然,政治权力比所有其他权力都重要,因此这样的安排在本土贵族统治者们看来是非常合理的。
       
       移民对他们自身地位的认识,通过文化发展方向,即文化调整进程体现出来。东南亚贵族统治者没有效仿他们的移民雇员,相反,移民们融入了他们的文化。华人与波斯人都是如此,尽管传说华人的文化认同是难以改变的。例如,泰国前现代史就讲述了华人如何成功地迅速转变为泰国人的历史。泰国国王鼓励这样的移民做法,把少数的华裔包税商和官员封为贵族。所有的华人在步入成年时都要选择自己的身份 做泰国人或中国人。如果他们选择了前者,他们就把他们的“清朝辫子”剪去。绝大部分家庭在两三代内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泰国的上层地位是这些人的追求目标,但他们必须拿出商业利润的一大部分才能得到这样的地位,使自己绝对安全,而没有被同化的中国商人却成了二等公民,需承担各种风险。基于这样的选择,华裔移民更乐于成为政治创业者而非经济创业者就不奇怪了。爪哇也有类似的现象,在那里,成功的华人总是力图与爪哇贵族统治阶层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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